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令尹（宰相），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却只记载了孙叔敖两件小事：

　　第一件事，是楚庄王认为楚国货币重量太轻，下令把小币改铸为大币。但是，很明显这样一来，人们用起货币来很不方便，导致百姓只好放弃了本业。市场管理者向孙叔敖报告了这个情况。孙叔敖马上请求楚庄王恢复旧币。

　　第二件事，是楚国民众爱坐矮车，但楚王认为不便于驾马，打算下令把车的底盘改高。孙叔敖表示反对，他认为，政令多了，百姓无所适从。他建议加高闾里的门槛，这样，百姓乘车出入，自然就会把车子底盘改高。

　　这两件事相对于一国宰相孙叔敖所做的其他事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司马迁却独独选择了这两件小事。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孙叔敖品德不好吗？非也。

　　孙叔敖为人品德堪称模范，他少年时，曾在路上遇到一条两头蛇，当时习俗认为见两头蛇者必死无疑。他想：要死只死我一人吧，不能再叫其他人看见了。于是，他斩杀了这条蛇，将其埋入山丘。其族人因此对他赞佩不已。

　　那么，是孙叔敖官德不好吗？非也。

　　《淮南子》及刘向《说苑·敬慎》都有记载，孙叔敖被楚王任命为楚国令尹，一国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穿粗衣、戴白帽的老人也赶来凑热闹，他不仅不祝贺，反而声称吊丧。别人都很诧异不解，孙叔敖却正衣冠而见老人，问其故。老人说，人有三怨：有了地位就骄傲自大，下面的人就会怨你；地位高而擅权，上面的人就会怨你；俸禄丰厚而不知足，祸患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孙叔敖向他请教应如何处之。老人说，地位越高，心气越要低下；权力越大，心志越要小；俸禄越丰厚，越要谨慎不贪。

　　孙叔敖牢记这三怨，对待名利，坚持一个原则——“欲人之所不欲”，在位时不谋私利，也不给自己安排身后事，“持廉至死”。他死后，儿子穷困潦倒，不得不靠给人背柴度日。

　　再则，是孙叔敖为政没有值得称赞之处吗？非也。

　　孙叔敖是春秋时难得的廉官和能官，死后家贫也怪不得楚庄王。他生前行政、治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楚庄王多次重赏，但孙叔敖却坚辞不受。

　　公元前597年，晋楚之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大战“邲之战”。其时晋强而楚弱，正是孙叔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把强晋打得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楚国得以成为中原霸主。《史记》称：“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又说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这么一位能臣贤相，可以载入史册的事实在太多，但司马迁却偏偏选择将上述两件小事作为其传，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司马迁信奉“非常史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他表达了这一观点：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问题是，《史记》选择记载的这两件小事都不是“非常之事”，甚至可以说是在孙叔敖一生诸多大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

　　纵观各种文献记载，孙叔敖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之人”了，司马迁将其列为“循吏第一”，也是别有深意的。

　　所谓循吏，司马迁解释道：“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也就是说循吏是指那些不威而惧、奉职循理的官吏。后世因而将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称为循吏。

　　在司马迁看来，循吏是一个类别，与苏秦、张仪、伍子胥、孟尝君、司马相如等人截然不同，后者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一方面表现“非常”的特殊人物，不具有代表性，而孙叔敖恰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为政的楷模。

　　《史记》选择第一件小事入传，可以说这表明孙叔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民生为重；第二件小事则表明孙叔敖执政有谋略，要改变固有的陋习，不是采取强迫的手段，而是懂得因势利导。

　　司马迁进而总结道：这就是“不教而民自化”的为政之道，近者见之而效仿，远者通过观察四周也能效法。对于孙叔敖来说，这才是一个官员的职责本分和初心。因此他一生三次居相位而不自喜，明白这是自己凭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不悔恨，明白这不是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

　　这充分说明司马迁能够不忘循吏，也表明他懂得循吏的重大价值。在他看来，循吏是政通人和的根基。因此，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赞曰：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