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时代的主导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我们知道，文艺来源于生活，又反馈、引领生活。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于此，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的是那个时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品格、作为和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当欣赏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时，我们往往会被作品中奔腾的激流所震撼，仿佛摆在你面前的是广阔的时代。因此，人们总把文艺作品同国家的兴衰存亡相联系。

　　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针对文艺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总结了文章“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状态，从而证明了文艺会随着政治的兴衰而发生变化，时代对文艺有不可抗拒的渗透作用。唐尧时代，教化普及，百姓作《击壤歌》，儿童唱《康衢谣》；虞舜时期，政治清明，群臣同和《卿云歌》；成汤圣哲英明，因此颂词《诗经·商颂·那》因时而生。而周厉王、周幽王时期政治昏暗，故时人作《诗经·大雅》的《板》《荡》，发泄愤怒情绪。可见，文艺作品的倾向就是时代精神的形象反映，文艺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与时代精神相携而行。

　　正是由于文艺的时代特性，能反馈、引领生活的其他方面，能“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而历代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端正文风。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矣”，可以看作是对文风的基本要求。唐代魏征痛斥南朝以来的宫体、骈俪作品为“亡国之音”，力倡真切质朴文风，为营造“贞观之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欧阳修为扭转晚唐以来虚浮艳冶的文风，致力于复古崇实。明太祖朱元璋推崇远古文书“质实不华”的风格，深厌当时“虚词失实、浮文乱真”的风气，多次下令“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为此甚至将奏章华而不实的茹太素当廷杖责，有效遏制了不良风气。纵观历史，每次有成效的文风整饬，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政治面貌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想真正地体现时代特征，必须扎根人民来“铸魂”。对这一点，歌唱家关牧村深有感触：“文艺是鱼，人民是水。有了人民鱼得水，失去人民树断根。”文艺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如果文艺创作不能做到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不能将创作者的情感和理念与普罗大众的内心情感、爱恨、梦想紧密相连，文艺作品就只能成为文艺创作者小圈子把玩的器件，也很容易成为生活的“易碎品”，更不用说让它发挥以文艺观照现实、温润心灵、涵养精神的作用了。

　　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与大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然注重文艺工作中的人民主体地位。“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这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文艺创作方法问题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阐释。只有扎根人民，文艺才能实现“为人民”的旨归，才能在“源头活水”中不断汲取营养，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目标，引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今天的中国，正大踏步行进在“中国梦”的实践道路上，大批文艺工作者跟上时代的节拍，随时代而动，关注时代的精神需求，创作出了大批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领袖》《平凡的世界》《生死抉择》等不胜枚举的优秀影视作品，铿锵有力地唱响时代主旋律；《中国制造》《国家干部》等文学作品，以磅礴的气势描绘了中国人民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历史也必将证明，这些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文艺作品，会成为传世之作；顺应时势、展现时代精神的文艺工作者，是有自信有担当的文人士子，终能垂范后世。（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