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年节，大致是由圣诞到新年，前后一周；中国的春节则是从那一口又黏又稠又香的腊八粥开始，直到转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才画上句号。算一算，40天。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农家的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年在农闲时，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一切好吃好穿好玩以及好的想法，都要放在过年上。平日竭力勤俭，过年时竭尽所能。缘故是使生活靠向理想的水平。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崇拜太阳？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和包公……非也！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乃是企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又富裕的生活。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在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于是，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福、拜年、压岁钱、聚宝盆等等这些年的专有物事，打个比方，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却非比寻常。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都深深浸入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

　　而此刻，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

　　对于崇拜生活的民族来说，理想是一种实在的生活愿望。生活中有欣喜满足，也有苦恼失落；有福从天降，也有灾难横生。年时，站在旧的一年的终点上，面对一片未知的生活，人人都怀着这样的愿望：祈盼福气与惧怕灾祸。于是，百年来有一句话，把这种“年文化心理”表现得简练又明确，便是：驱邪降福。

　　这样，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等年时吉语，便由此而生。这些切实的生活愿望，此刻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一代代中国人，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长长40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这便构成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酿出深深的年意年味。

　　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十分有趣。比如闹水的龙和吃人的虎，都很凶恶。但在民间，龙的形象并不可怕，反而要去耍龙灯，人龙一团，喜庆热闹；老虎的形象也不残暴，反被描绘得雄壮威武，憨态可掬，虎鞋虎帽也就跑到孩子身上。通过这种理想方式，生活变得可亲可爱。同样，虽然生活的愿望难以成真，但中国人在不停地苦苦期待上，把理想愿望与现实生活拉在一起，用文化加以创造，将美丽而空空的向往，与实实在在的生活神奇地合为一体。一下子，生活就变得异样亲近、煌煌有望和充满生气了。这也是过年时我们对生活一种十分特别又美好的感觉。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人对生活的崇拜。中国人把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视为一体，用生活追求愿望，用愿望点燃生活，尤其在新春伊始，企望未来之时，这种生活观被年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和无限迷人，不断加强，共同认同，终于成为中国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每一年过年，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力的自我加强。

　　年文化是民族共存的文化。然而，应当承认，现在年意淡了，年味淡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可是，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儿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过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

　　如今，春节已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如今在年意日渐淡薄之时，我们不禁要问：何时会出现年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做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太快，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倒灌”和民族心理的失衡。

　　建设年文化，是一个太大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陈建国 柏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