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汇就是“八项规定”。站在“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思考，它何以改变中国，何以成为全面从严治党亮丽名片？探究其背后的理念思路规律方法，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抓得准——找准突破口，见微知著解决复杂问题。解决头绪众多的复杂问题，从群众最为深恶痛绝、对党的形象损害最大又易于操作的地方入手，把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起来，是较短时间内打开局面的关键。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面对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面对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四大危险”和“四种考验”、前所未有的管党治党压力，管党治党从哪里抓起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作风问题关乎党的形象，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站在厚植党执政基础的高度，从“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迈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对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的重要一步。

　　“八项规定”，五百多字，内容不多，但指向清晰、项项可行。事实证明，“八项规定”这一全面从严治党“第一刀”抓得准切得深，抓住了要害，以点带面，引领作风持续好转。“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5年来，人民群众从疑虑到观望到确信，从拍手称赞到主动监督、积极推动，为作风建设提供了最深厚、最强大、最坚决的支持力量。“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出发点，再次强调作风建设的初心，释放了加大作风整治力度的信号。

　　行得直——正人先正己，以上率下发挥示范效应。“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乱而下治者”，我国传统文化就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行为楷模作用；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应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八项规定”能够改变中国，最根本的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上率下的示范效应。

　　“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抓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抓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这样坚决表态。5年来，从赴广东考察不封路、不列队迎送，到在四川芦山地震灾区住临时板房；从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到在陕北梁家河用自己的钱为乡亲购买年货，习近平总书记言出必行，以上率下、率先垂范，为全党改进作风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样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弘扬正气，形成了巨大的头雁效应。“坚持以上率下”也被写入了十九大报告，成为加强作风建设一条需要坚持的重要经验。十九大闭幕三天，中央政治局就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从中央八项规定开题、作风建设依然从自我要求做起，再次彰显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决绝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必将进一步发挥示范效应，带动作风建设行向深处。

　　重有方——找准“桥”和“船”，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形象地指出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正之风体现在细节之中，又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易传染、易变异等特点，党中央对症下药、“见招拆招”，每年都有新招数、不断释放新信号，在坚持中不断深化，方法对头，事半功倍。

　　过去5年，党中央从月饼、贺卡、烟花爆竹等小事细节抓起，从会员卡、私人会所、违规公款吃喝等一个个具体问题突破，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年接着一年干，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推动作风整体转变。同时，密切关注“四风”隐性变异新动向，每年都有新招数。如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设立曝光平台、手机随手拍和微信一键通，加强通报曝光，织密群众监督网；对“四风”问题专项处置，本人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检查；进行“回头看”，检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等。从一日新到日日新，从一事清到事事清，党中央以高超的治党智慧、丰富的政治经验、解决实践问题的卓越能力推动党风政风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以量的积累促成质的变化。

　　贵有恒——保持政治定力，驰而不息一抓到底。“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乱，何以临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五年间，观望者有之、侥幸者有之、企图搅浑水者有之，“影响经济发展”“导致为官不为”“滋生新衙门作风”，诸如此类杂音、噪音不绝于耳，混淆视听。面对时断时续的鼓噪，党中央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打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踩着不变的步伐，把作风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5年来，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不仅持之以恒，更是动真碰硬、言出纪随，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列为巡视和纪律审查重点，作为纪律处分重要内容，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对规避组织监督、顶风违纪的一律从严查处，加强通报曝光；对贯彻中央精神只喊口号不抓落实等形式主义问题严肃处理；对作风建设落实不力、流于形式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问责。五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3万多起，处理党员干部26.2万多人，在驰而不息中铸就卓著成效，在一刻不停歇中让好作风落地生根。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的十九大再次发出了把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号令。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方赢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的不易局面，积累了推动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让我们再用五年，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更多个五年，不断深化拓展落实，把作风建设成果巩固下去，直到海晏河清的那一天。（记者 黄月）

　　【廉政时评】干净干事 干部必备"政治教养"

　　哲人有言，时间是作品的终极裁判。为人做官从政同样如此。对党员干部来说，干净干事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最终裁判。干净与干事，有四种“排列组合”——不干净不干事、不干净干事、干净不干事、干净干事。作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是唯一正确的选项。唯有干净干事才能干成事、不出事，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干净是干事的前提，是一种“政治教养”，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政治觉悟、政治能力。列宁曾严厉痛斥，“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认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一名党员干部有没有政治教养、是不是讲政治，最基本的标准就看有没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打铁必须自身硬。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总觉得只要一心干事，身上有点不干净似乎情有可原，甚至认为可以网开一面，以功抵过；还有的觉得干事的人“出点事”“沾点腥”在所难免，所谓“洗碗多的人容易打碎碗”等，而忽视了这些其实都是政治教养缺失、政治修养不过硬的表现。党员干部决不能以干事为幌子暗度陈仓，或以干事为由为不干净开脱。“白袍点墨，终不可湔。”只有守住廉洁底线，做一个政治干净、心理干净、手脚干净、一生干净的人，才能为干事装上“安全阀”、贴上“护身符”。

　　干净是最起码的准则，干事是最根本的职责，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二者有丝毫的分离，就会造成“为官不为”或“能人腐败”。客观地讲，一些贪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变坏的，不少贪官要么有学历，要么懂技术；要么有干劲，要么善创新。也正是依靠这些，他们才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一旦让干净与干事脱离，不追求高标准，守不住底线，不该伸的手伸了，不该破的戒破了，不该交的友交了，其结局必然是身败名裂、自尝苦果。

　　古人讲，公生明，廉生威。干净干事自会生出威严威信，留下一世英名、永恒口碑。兰考的焦桐、东山的木麻黄、大亮山的林场、政和县的巨变，永远镌刻着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廖俊波等优秀共产党人的勤政与廉政。他们之所以能经得起时间的裁判，就在于他们矢志不渝、一生干净干事。

　　“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党员干部心中没有“才之帅”，很容易被时间打败。时间检验一切，最终会裁决出谁廉洁，谁贪腐；辨别出谁是“前后如一”“表里如一”，谁是“两截人”“两面人”。如果在时间面前，经得起权力、美色、金钱的考验，经得起关系、圈子、奉迎的诱惑，并且留下美好的政声、政绩、政德，才可以说是为人做官从政的胜利者，无愧于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的称号。

　　新时代呼唤干净干事者。“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干事而不干净迟早要出事，表面干净但不干事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干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一批又一批既一心干事又一身干净的党员干部。（桑林峰）

　　【廉政文苑】做学问的道路

　　一个人要有成就，总得有一种动力推动他不断奋发进取。对此，当代儒学大家、哲学大家梁漱溟先生在自我定位时说：“与其说我是学问中人，不如说我是问题中人。”

　　梁先生出生于晚清，一生专注于研究学问，到晚年，学问人生臻于化境。他在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说：“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梁先生的“好用心思”，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梁先生说：“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指京津同盟会）。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梁先生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人生动力就是“问题驱动”。对真问题的认真求解，自然会出真学问。梁漱溟先生任教北大，就是一个“问题驱动”的结果。梁先生只有中学学历，他去北大的目的，是为了求学。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接谈之后，觉得梁先生对印度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且有见解，完全具备来北大做教师的水平。梁先生研究印度哲学，原本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对人生的深刻困惑，驱使他去寻求答案，在追寻印度哲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精神的解脱，并收获了学问。蔡先生提出梁先生来北大任教，梁先生觉得自己仅有中学学历，来大学任教实不敢当。蔡先生爱才心切，就说：“您就当来北大和我们一起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吧。”这下梁先生就不好推辞了。

　　到北大任教后，梁先生根据自己对印度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写就一篇长文，印成一本小册子，置于北大图书馆的签到处，供人取阅和交流。学贯中西、眼睛朝上的学界怪才辜鸿铭见到梁先生关于印度哲学的小册子后，慨然赞许：“有心人哉。”

　　对于梁先生的“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费孝通先生给予极其高度的评价。在1987年的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说：“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边，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吴敏文）

　　【廉政漫画】养肥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