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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的两件小事
时间:2017-06-20  来源:   点击: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令尹(宰相),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却只记载了孙叔敖两件小事:

  第一件事,是楚庄王认为楚国货币重量太轻,下令把小币改铸为大币。但是,很明显这样一来,人们用起货币来很不方便,导致百姓只好放弃了本业。市场管理者向孙叔敖报告了这个情况。孙叔敖马上请求楚庄王恢复旧币。

  第二件事,是楚国民众爱坐矮车,但楚王认为不便于驾马,打算下令把车的底盘改高。孙叔敖表示反对,他认为,政令多了,百姓无所适从。他建议加高闾里的门槛,这样,百姓乘车出入,自然就会把车子底盘改高。

  这两件事相对于一国宰相孙叔敖所做的其他事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司马迁却独独选择了这两件小事。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孙叔敖品德不好吗?非也。

  孙叔敖为人品德堪称模范,他少年时,曾在路上遇到一条两头蛇,当时习俗认为见两头蛇者必死无疑。他想:要死只死我一人吧,不能再叫其他人看见了。于是,他斩杀了这条蛇,将其埋入山丘。其族人因此对他赞佩不已。

  那么,是孙叔敖官德不好吗?非也。

  《淮南子》及刘向《说苑·敬慎》都有记载,孙叔敖被楚王任命为楚国令尹,一国吏民皆来祝贺。有一位穿粗衣、戴白帽的老人也赶来凑热闹,他不仅不祝贺,反而声称吊丧。别人都很诧异不解,孙叔敖却正衣冠而见老人,问其故。老人说,人有三怨:有了地位就骄傲自大,下面的人就会怨你;地位高而擅权,上面的人就会怨你;俸禄丰厚而不知足,祸患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孙叔敖向他请教应如何处之。老人说,地位越高,心气越要低下;权力越大,心志越要小;俸禄越丰厚,越要谨慎不贪。

  孙叔敖牢记这三怨,对待名利,坚持一个原则——“欲人之所不欲”,在位时不谋私利,也不给自己安排身后事,“持廉至死”。他死后,儿子穷困潦倒,不得不靠给人背柴度日。

  再则,是孙叔敖为政没有值得称赞之处吗?非也。

  孙叔敖是春秋时难得的廉官和能官,死后家贫也怪不得楚庄王。他生前行政、治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楚庄王多次重赏,但孙叔敖却坚辞不受。

  公元前597年,晋楚之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大战“邲之战”。其时晋强而楚弱,正是孙叔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把强晋打得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楚国得以成为中原霸主。《史记》称:“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又说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这么一位能臣贤相,可以载入史册的事实在太多,但司马迁却偏偏选择将上述两件小事作为其传,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司马迁信奉“非常史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他表达了这一观点: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问题是,《史记》选择记载的这两件小事都不是“非常之事”,甚至可以说是在孙叔敖一生诸多大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

  纵观各种文献记载,孙叔敖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之人”了,司马迁将其列为“循吏第一”,也是别有深意的。

  所谓循吏,司马迁解释道:“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也就是说循吏是指那些不威而惧、奉职循理的官吏。后世因而将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称为循吏。

  在司马迁看来,循吏是一个类别,与苏秦、张仪、伍子胥、孟尝君、司马相如等人截然不同,后者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一方面表现“非常”的特殊人物,不具有代表性,而孙叔敖恰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为政的楷模。

  《史记》选择第一件小事入传,可以说这表明孙叔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民生为重;第二件小事则表明孙叔敖执政有谋略,要改变固有的陋习,不是采取强迫的手段,而是懂得因势利导。

  司马迁进而总结道:这就是“不教而民自化”的为政之道,近者见之而效仿,远者通过观察四周也能效法。对于孙叔敖来说,这才是一个官员的职责本分和初心。因此他一生三次居相位而不自喜,明白这是自己凭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不悔恨,明白这不是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

  这充分说明司马迁能够不忘循吏,也表明他懂得循吏的重大价值。在他看来,循吏是政通人和的根基。因此,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赞曰: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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